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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up技术迭代背景下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的生成逻辑
发布时间:2021-08-19 22:29

  [摘要]在技术迭代背景下,领导干部将创新思维与技术迭代同频共振,无论是出于技术演化趋势,还是出于中国发展情境,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对领导干部创新思维运行机理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观念世界,而应该将“创新思维生成”“创新思维实现”“创新思维评价”“创新思维动力”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加以综观。领导干部虽非技术迭代的直接参与者,但其关于技术迭代的意愿可以通过构建技术经济范式,引导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共同参与来实现。为此,领导干部要把握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方向,培养健全的创新性人格、坚持基本的创新性原则、树立科学的价值取向。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治国理政创新思维研究”(2017BKS015)。

  [作者简介]王舒曦,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党校教研室讲师;孙叶青,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迭代”的概念起源于数学领域,是指为逼近既定目标所进行的一种重复反馈过程的活动,每一次对过程的重复就是一次迭代,每一次迭代的结果将会作为下一轮迭代的初始值,从而开启新的迭代活动。基于此,技术迭代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实现新兴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更迭。截至目前,人类共经历五次技术革命,完成四轮技术迭代。当下,第六次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第五轮技术迭代如日方升。纵观技术迭代演化的历史,不难发现技术迭代对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生活福祉影响深远。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就技术范畴而言,既是第五、六次技术革命的交叠期,又是新技术革命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交汇期,还是我国从创新型国家行列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转换期。技术迭代的时代呼唤与我国发展的赶超机遇是同频共振,还是擦肩而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领导干部将创新思维作用于技术迭代,无论是出于技术演化趋势,还是出于中国发展情境,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力量的位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3]的号召,我国踏上了聚焦科学发展的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的命题,我国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肯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5]的基础上,做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6]的判断,我国吹响了为建设科技强国而奋斗的号角。从“第一生产力论”到“第一动力论”,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系愈发紧密。2014年8月18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当今全球科技革命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7]由此可见,技术与创新的关联尤为密切。领导干部将创新思维与技术迭代同频共振,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体现了从“第一生产力论”到“第一动力论”的逻辑契合。

  纵观技术迭代演化的历史,自第一次技术革命爆发以来,先发国家并不必然具有主动把握技术迭代的历史自觉,甚至因此失去先发优势,被后发国家赶超。例如,英国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独领风骚,率先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然而,受到在位者惰性的影响,当第三次技术革命到来之际,英国因致力于短期收益较高的海外拓展,导致其本土投资不足。以至于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英国本土根本找不到相应的企业与之匹配。而美国和德国通过创新思维,快速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技术迭代的发展要求,最终实现对英国的赶超。此外,先发和后发的位势更迭几乎都发生在新、老技术革命的交叠期。例如,美国和德国的赶超发生在第二、三次技术革命的交叠期,日本的部分赶超发生在第四、五次技术革命的交叠期。由此可见,“交叠期是危险和机遇的交叠过程”[8]。当下正值第五、六次技术革命的交叠期,需要在挑战和机遇中把握发展先机。领导干部将创新思维与技术迭代同向聚合,源于深刻的历史镜鉴,汇集了从先发优势到后发赶超的规律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实现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在经济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禀赋也随之出现了发展瓶颈。面对要素条件的变化,我国深切感受到技术的重要性。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市场换技术的产业战略开始孕育,其主要意图是通过开放市场吸引先发国家的成熟技术向我国扩散,以此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依靠这种能力夺回市场。然而,“中兴事件”充分说明,先发国家有一种“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心理”[9],怕我国做大做强。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要想在国际竞争赛场中掌握更多主动权,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自主创新是根本出路。领导干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这种力量“能够界定其境内技术赶超的性质、程度和速度”[10]。领导干部将创新思维与技术迭代相融并进,源于深刻的现实反思,凸显了从以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精神的思想转变。

  2013年10月21日,习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11]尤其在技术与创新的交融中,我国古代的技术创新在世界科技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在培根的笔下,这些成就“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12]。然而,由于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之间二元分离,从明末清初开始,技术创新优势发生了转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先发国家经过第四次技术革命,已经实现了工业现代化,而我国却仍停留在农业国水平。面对这一现实境况,我国在继承创新这一民族禀赋的基础上,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开启了面向先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历程。截至2015年,我国已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新状态。当下,我国将在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基础上,为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砥砺奋进。

  目前,新兴技术率先在先发国家出现,但由于其依旧处于早期阶段,知识的意会性程度较低,这就意味着我国和先发国家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若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释放出强大动力,领导干部就应以更加自信的态度将创新思维与技术迭代深度融合。这种自信绝非盲目自信,其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基因,彰显了从民族禀赋到重要法宝的紧密顺承。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华莱士的创新思维“四阶段论”为揭示技术迭代背景下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的运作机理提供了学理支撑。领导干部创新思维作用于技术迭代的运行系统,既包括认识论层面的“创新思维生成”环节——创新思维活动,又包括实践论层面的“创新思维实现”环节——实践活动,还包括内在于认识和实践之中的“创新思维评价”环节——评价活动。从发生学意义上讲,创新思维活动的生成动机源于实践活动,并且创新思维活动的思想资源源于过往评价活动形成的知识成果。从目的论意义上讲,创新思维活动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其现实意义,并且创新思维活动的科学性需要通过评价活动加以认定。由此可见,“创新思维生成”“创新思维实现”“创新思维评价”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并且,这三个环节并非静态地排列组合,而是呈现出各环节内部逐步深入、各环节之间有序推进的动态规律,而支撑这一动态规律得以实现的动力来自于思维的内在矛盾运动。因此,“创新思维生成”“创新思维实现”“创新思维评价”“创新思维动力”共同构成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的运作系统(图1)。

  问题意识是创新思维活动的逻辑起点。要想了解创新思维活动的逻辑起点,首先需要了解思维活动的逻辑起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近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主要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先验论者,从思维主体的角度追寻思维起源,认为支撑着思维合法性的范畴是先天固有的;另一种是经验论者,从思维客体的角度探寻思维起源,认为思维起源于环境刺激。先验论者和经验论者的共同错误在于,没有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把握思维活动。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给出了科学解答,正如列宁所说:“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由于千百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合理的性质。”[13]由此可见,思维活动的逻辑起点是实践。按照这个逻辑,包含于思维活动之中的创新思维活动也必然起源于实践,确切地说,起源于实践中的问题意识。因为人类在实践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自身有限性与大自然无限性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是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人类相对于自然并非被动的存在,而是会主动解决问题,这种主动作为的创新尝试是从观念世界的思索开始的。因此,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 [14]。这就是创新思维活动的第一个阶段。

  准备阶段是创新思维活动的基础阶段。问题意识在具象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心理上的不舒服,或者对现实的不满意。这种主观感受会进一步推动领导干部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此便进入创新思维活动的第二个阶段。在本阶段,领导干部的探索行为并非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建立在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素基础上的创新。如果缺少知识要素的支撑,创新思维就是无源之水。因此,领导干部在本阶段的任务,是针对问题在脑海中搜索各种各样的知识要素。这种搜索行为虽然不能直接迸发出创新火花,却为创新火花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酝酿阶段是创新思维活动的必要阶段。经过上一个阶段的积累,领导干部会对搜索到的知识要素进行逻辑重构,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这就是创新思维活动的第三个阶段。但是,由于所面对的并非常规问题,依靠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素往往不得其法。虽然各种假说不断被提出,却又不断被否决。此时的创新思维活动似乎陷入绝境,是创新思维活动结出对象化的精神性成果——创新思想前的“产前阵痛期”。这个阶段虽然痛苦,却非常必要,如果不经过对知识要素进行逻辑重构的不断尝试,创新思想则无法被孕育出来。

  明朗阶段是创新思维活动的生成标志。创新思想的形成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在一定限度内不会引发质变,一旦超出这个限度,旧质就会向新质转变。经过上一个阶段的艰辛探索,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终于冲破传统思维框架,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此时,原本看似山穷水尽的创新思维活动顿时呈现出柳暗花明的景象,创新思维活动终于孕育出创新思想,即对创新目标、原则、程序、方法等方面的理性建构。这就是创新思维活动的第四个阶段。

  如果对领导干部创新思维运行机理的理解仅局限于“创新思维生成”环节,通过概念的辩证发展或许可以使“思维与存在”在对立中达到统一。但是,这种抽象的、脱离人本质的思维活动始终无法从形而上学的窠臼中超拔出来,最终将沦为思辨哲学的注脚。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通过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揭开了思辨哲学的神秘面纱,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马克思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5]因此,经由“创新思维生成”环节所形成的创新思想并不是纯粹的思辨游戏,不能止步于观念世界,而是要进一步深入到“创新思维实现”环节中,通过实践活动这一中介桥梁形成对象化的物质性成果,实现创新思想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既包括主体对客体的直接把握,如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社会改造实践活动;又包括主体对客体的间接作用,如管理实践活动和教育实践活动。基于此,致力于实现技术迭代的实践活动同样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直接对技术迭代进行探索;另一种是领导干部虽非技术迭代的直接参与者,但其关于技术迭代的意愿可以通过引导上述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共同参与来实现。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强调:“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16]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实现技术迭代的实践活动类型中,后者的作用尤为重要。

  领导干部应通过何种方式引导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共同探索技术迭代?弗里曼指出:“技术迭代不仅仅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和企业家的功劳,而是在国家制度安排的推动下开展的。”[17]习总书记更是将技术迭代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双轮驱动”,即“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轮子,一个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轮子”[18]。因此,领导干部应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促使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积极作为,共同助力技术迭代。技术迭代与制度创新所构成的最优实践模式,被弗里曼和佩蕾丝命名为“技术经济范式”[19]。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先发国家的技术追赶,日本和韩国对先发国家的技术追赶,都是依靠构建技术经济范式这种间接作用于技术迭代的实践活动类型开展的。领导干部通过构建技术经济范式,对象化的精神性成果——创新思想,将会被进一步实现为对象化的物质性成果——创新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激发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的活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先后出台,这都是创新制度的典型代表。

  创新思维在运行过程中,需要经历两次评价活动。第一次发生在创新思想形成之后,主要是通过逻辑论证的方式进行评价。因为经由“创新思维生成”环节形成的创新思想往往是领导干部的个人思想,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只有经过集中讨论和专家评议,创新思想才能更加完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中创新思想并不一定,也不可能等到充分的逻辑论证之后才付诸实践。有时甚至会出现先有一个初步设想,然后根据这个设想边实践边完善的情况。

  第二次发生在创新制度实施之后,主要是通过实践检验的方式进行评价。因为创新思想作为一种未曾经验的思维结果,虽然已经通过逻辑论证这种思辨的方式进行了评价,但其科学与否在现实中仍存在或然性,需要实践检验进行最终认定。具体而言,就是将领导干部根据创新思想建构的应然目标与创新制度实施之后呈现的实然状态进行对比。如果达到预期效果,本轮创新思维所形成的创新思想和创新制度将作为知识成果被留存,以备今后的创新思维活动使用。如果未达到预期效果,试错的教训将唤醒问题意识,重新开启新一轮创新思维活动。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的运行并非单向度的线形运动,而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动态循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实践检验发生在实践活动之后,这在逻辑上有着泾渭分明的先后顺序,但就具象层面的时序来看,可能会表现为一边实践一边检验。

  由“创新思维生成”“创新思维实现”“创新思维评价”三个环节构成的循环系统并不是孤立静态的。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当然也可以为领导干部创新思维运行系统提供动力。具体而言,是内在于领导干部这一创新思维主体之中的矛盾为该系统提供动力,包括创新思维主体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创新思维客体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两对矛盾。

  理性因素包括范畴、判断、推理。非理性因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非逻辑思维,包括感性直观、想象力、顿悟;另一种是本能意识,包括情感、意志、欲望。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为领导干部创新思维运行系统提供动力。创新思维之所以能够突破常规思维的框架,是由于非理性因素中非逻辑思维的临门一脚。例如,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就是源于牛顿被一只苹果砸中后的顿悟。但是,仅凭非理性因素中的非逻辑思维不足以支撑创新思维的运行。理由是,非逻辑思维虽然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创新火花,但有些是有价值的,有些是无价值的,需要通过理性因素对其进行筛选、整理、论证,从而找到有价值的部分。同时,非理性因素中的本能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确实可以为创新思维的运行提供动力。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研制困难重重,既面临美国的核威胁,又失去苏联专家的帮助,还赶上自然灾害。即便如此,我国仍然研制成功,这就和意志、情感密不可分。但是,这种精神力量一旦缺少了理性因素的聚焦,也会处于无序甚至失控的状态。因此,只有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创新思维的动力才能被张弛有度地释放出来。

  肯定因素是指创新思维主体对客体表现出肯定的态度,即以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素为基础进行创新。否定因素是指创新思维主体对客体表现出否定的态度,即对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素的限度加以反思。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辩证统一共同为领导干部创新思维运行系统提供动力。未曾经验的创新思想之所以不是天马行空的主观臆断,是因为创新思想是经过理性反思的,而理性反思的思想资源源于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素,即对创新思维客体的肯定。但是,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素是有限度的。例如,欧几里得几何曾被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但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这个真理也就不那么“真”了。其在负曲率空间中让位于罗巴切夫几何,在正曲率空间中则让位于黎曼几何。因此,需要对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素进行否定。当然,这绝非是对知识要素的全盘否定,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是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在克服基础上的保留。只有在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辩证统一中,创新思维才能通过否定这一中间环节,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自我。

  2018年5月28日,习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当好领导,又当好专家,不断增强领导和推动科技创新的本领。”[20]领导和专家的二元统一,体现了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方向。

  创新性人格是指“思维主体在开展创造性行为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品质”[21]。这一概念由吉尔福特首次提出。费斯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创造性人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通常可以判断一个人在相关领域所能取得的创造性成就”[22]。因此,培养创新性人格是领导干部构建创新思维的前提。目前,关于创新性人格构成要素的研究,吉尔福特和斯滕伯格的看法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此为依据,结合技术迭代背景下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的运行机理,本文认为领导干部在培养创新性人格过程中,尤其应当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旺盛的求知欲。构建技术经济范式是领导干部将创新思维作用于技术迭代的有效方式。技术经济范式就其本质而言,是关于技术的范式构建。这就意味着,随着技术迭代的发生,建构于技术之上的技术经济范式也要随之迭代。然而,面对新兴技术的兴起,与之相匹配的技术经济范式具备哪些时代特征?其发展方向又何去何从?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对技术的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党的十九大以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第九次、第十二次、第十八次、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分别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兴媒体、区块链、量子科技。这种对新兴技术的关注,为构建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奠定了基础。

  第二,广阔的知识面。创新思维的运行始终离不开知识这一构成要素。在“创新思维生成”环节,创新思想是将各种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素按照特定逻辑关系进行重构的结果。领导干部占有的知识要素越多,各种知识要素之间发生创造性联结的可能性就越大,创新思想就越有可能形成。在“创新思维实现”环节,领导干部总是在特定理论知识的指导下,推动实践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有序前进。在“创新思维评价”环节,领导干部用以评价创新思想和创新制度是否科学的工具,如逻辑推理规则、实践检验方法等,都是知识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创新思维动力”环节,如果缺少了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素这个肯定性的大前提和出发点,那么试图通过否定这一中间环节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自我就将无从谈起。2013年6月28日,习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各方面知识,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23]领导干部通过学习获得的广阔知识面将有助于创新思维的运行。

  第三,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作为非理性因素中非逻辑思维的代表,是创新思想得以孕育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想象力,创新思维活动将止步于酝酿阶段。领导干部创新性人格中的想象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促进技术迭代过程中,领导干部要理解和包容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的想象力,允许他们大胆设想、自由畅想。2014年8月18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就谈到这一问题:“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奇端异说’”[24]。二是在应用技术迭代过程中,领导干部自身需要具备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大胆设想使新技术和新领域跨界融合。例如,2020年湖北省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积极发挥大数据的赋能效用,通过电力数据分析技术精准判断人员的流动信息,减轻了防疫人员入户检查风险,提升了排摸效率。

  第四,理性的工作作风。创新思维的运行离不开理性的工作作风。在创新思维的逻辑起点上,问题意识需要以事实为依据。在创新思想付诸实践之前,需要进行严谨的逻辑论证。在创新思想指导实践过程中,实践活动需要严格按照既定原则、程序、方法进行。在实践检验的环节上,科学评价需要大量数据作为支撑。在试错之后,新一轮的创新思维活动需要在理性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重新开启。由此可见,如果离开了理性的土壤,创新思维就会跌落为抽象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在处理创新思维与技术迭代的关系时,应始终坚持理性的工作作风,不能单纯以行政命令为抓手,更不能以个人主观好恶为标准。

  第五,坚韧不拔的意志。领导干部创新思维在逻辑上构成了一个各环节紧密相连的系统。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受到某些力量的影响,创新思维的逻辑闭环可能会在两个地方发生断裂。一是从“创新思维生成”环节向“创新思维实现”环节过渡时,创新思维可能会止步于“创新思维生成”这一纯粹精神领域。例如,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光绪皇帝经过对技术决定论的反思,试图将创新思想从纯粹精神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即维新运动。但是,现实中的强大阻力使这一尝试被迫中止。领导干部要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确保思想向行动转化。二是从试错到重新开启新一轮创新思维活动过程中,持续试错的经历会导致领导干部丧失重新开启创新思维活动的勇气。迭代不同于取代,迭代的过程充满探索性,经常会遭受失败。例如,要想实现技术迭代,就需要技术粒子从传统技术轨道跃迁至新兴技术轨道,这种颠覆性创新绝非一日之功。再如,完成迭代的技术要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需要将新技术与新领域进行创造性联结,这种突破性创新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因此,领导干部要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不断试错,直至成功。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问题导向是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的逻辑起点,领导干部如果没有问题意识,缺乏问题导向,那么创新思维便无从谈起。然而,何为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的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5]这就表明,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应。因此,领导干部应围绕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问题不断创新思维。例如,2016年浙江省聚焦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进行“最多跑一次”改革,随后,“一窗受理”“一站服务”“一证通办”“一网通办”等“互联网+政务”的探索应运而生。

  领导干部创新思维在运行过程中会实现对象化,形成创新思想和创新制度两种对象化成果。然而,这两种创新成果的形成何以可能?如果只有问题导向标注的思维起点,缺乏目标导向的坐标指引,那么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的路径是无法形成的,创新思维的对象化成果更是无从谈起。因此,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目标导向。2020年9月11日,习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科技创新要做到“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26]。只有以“四个面向”作为目标导向倒推,同时从立足现实的问题导向顺推,才能把握方向、明确路径。

  第二,坚持学习借鉴和勤于反思相结合。领导干部创新思维不是单打独斗、闭门造车,而是学习借鉴、开拓创新。这样做不但可以登高望远,而且可以降低思维和实践的成本。一是学习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例如,2015年10月26日,习总书记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说明时,提出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地平台”[27]。这一想法是习总书记在总结了美国的阿贡、劳伦斯伯克利等国家实验室和德国的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的相关经验后形成的。二是学习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我国很多技术创新成果都是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形成的,这是前人的经验,更是我们的优势。2013年3月4日,习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就强调:“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28]

  但是,任何经验都是有限度的,缺乏反思的学习借鉴会桎梏领导干部创新思维。一是勤于对他人的成功经验进行反思。经验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本身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我国用四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先发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这就表明我国的现代化方式与先发国家并不相同。6up,因此,对先发国家的学习借鉴必须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习总书记在系统研究后发国家赶超先发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对称赶超战略”的思想,其核心要义是“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到二〇五〇年都不可能赶上的核心技术领域”[29],“要避免盲目性,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亦步亦趋”[30]。二是勤于对前人的成功经验进行反思。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发展,过去适用的经验并不必然适用于当下,如果未经反思而直接使用,就会陷入思维僵化的困境。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科技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聚焦“重工业优先”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下,我国要想实现第六次技术革命的突破,既要聚焦前沿科技领域,又要注重基础研究领域。这种泛在的特征决定了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对科技资源都有需求。然而,科技管理思想无法使有限的科技资源得到科学有效地分配。因此,从科技管理向科技治理的转变就成为经由反思后的必然之举。

  第三,坚持微观探索和宏观思考相结合。领导干部要想通过创新思维促进技术迭代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发挥微观层面上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对基础研究领域进行探索的功能。2013年11月5日,习总书记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曾谈到这一问题:“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31]基础研究领域积累的成果越多,各种成果之间发生创造性联结的可能性就越大,技术迭代就越有可能实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是开展技术迭代实践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其创新活力的充沛程度决定着基础研究领域创新成果的多样性水平。2016年7月1日,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要求领导干部要有“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32],为作为“第一资源”的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提供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

  但是,仅凭微观层面上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的自主探索,仍然无法实现技术迭代。因为这些创新主体往往会因为局部利益,呈现出创新力量分散的特征,即各种创新力量在作用力的方向上并不必然协同集中,有时甚至会出现作用力相互抵消的情况。这种情况尤其会发生在新、老技术交叠过程中,当新兴技术的经济价值尚未显露,而传统技术仍然存有使用价值时,各种创新力量的作用方向就会发生偏差。有的会选择在传统技术轨道上进行渐进性创新,有的会选择跃迁至新兴技术轨道进行颠覆性创新。如何使分散的创新力量形成合力,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在构建技术经济范式的过程中不能“脚踩西瓜皮”,而要进行宏观思考,做好顶层设计,将宏观层面上国家的重大需要同微观层面上各类异质性创新主体的现实需求,在制度层面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在技术迭代背景下,美好生活是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的价值旨归。目前,部分领导干部由于缺乏对技术迭代与中国发展之间关系的总体性把握,当中国崛起的民族情感裹挟于其中之时,就会片面地将世界排名视阈下的超越美国作为技术迭代的核心追求。如果不对此加以澄清,那么思维的片面性非但无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反而容易引发国家之间的误解和冲突。事实上,世界排名作为一种意愿很早就被孙中山提出了,他希望中国能够重新成为“世界一等大强国”[33]。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恩格斯曾说过,“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34]。这就好比在竞争赛场上,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要想参加比赛,必须遵守先发国家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没有主动权。只有从先发国家所倡导的“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成为重要规则制定的参与者,才有可能抢占发展的先机。但如果纯粹从世界排名的角度理解技术迭代对于中国发展的价值,就有失偏颇。马克思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5]。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出发,不难发现世界排名并非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存在,其应该具有实体性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排名所强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种抽象意义上的指标,就被具体化为人民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生活等各种向度生活品质的提升。由此可见,在技术迭代背景下,美好生活才是领导干部创新思维的最终旨归。目前,“技术创新+政务服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技术创新+教育”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技术创新+精准扶贫”实现了足不出户就能脱贫攻坚;“技术创新+社会治理”形成了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治理局面。“技术创新+”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正如习总书记在201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所强调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36]当然,美好生活既是中国人民的向往,也是世界人民的憧憬。在卫生健康、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面前,领导干部要坚持“美美与共”的创新思维立场,为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中国人民的技术创新智慧和力量。

  [1]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5]习.让工程技术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 2014-06-04.

  [6]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8][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7.

  [10][英]拉杰什·纳如拉.全球化与技术——相互依赖、创新系统与产业政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3.

  [12][英]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

  [14]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52.

  [20]习.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线][美]J·P·吉尔福特.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M].施良方,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44.

  [22][美]罗伯特·J·斯滕伯格.创造力手册[M].施建农,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238-244.

  [23]习.习谈治国理政[G].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17.

  [26]习.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线]习.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线]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G].北京:中华书局,1985.572.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2.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